鲜成评《止痛毒丸》｜美国合法“毒品”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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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二十世纪以来，美国政府一直致力于打击毒品犯罪。上文提到的1914年出台的《哈里森麻醉药品法案》，标志着美国政府开始关注药物滥用问题。随后的每个十年都有相应的禁毒法案出台，多与种族问题、医学认知或冷战等因素有关。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战后的“婴儿潮”一代已经成长为青年。作为嬉皮士运动的追随者，他们反对主流文化、反对战争，通过吸食毒品或离经叛道的行为来表达对社会的不满，宣扬个性与自我。嬉皮士运动作为反主流文化的代表，对美国主流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冲击，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更为严厉的毒品控制政策。在尼克松执政的七十年代初期，“毒品战争”口号出现，这是一场以美国为中心、多个国家参与的全球禁毒运动，旨在禁止非法毒品的流通。美国政府试图从供给和消费两方面阻止毒品的传播，推出一系列法律条例、执法措施，甚至不惜采取军队介入的强硬手段，以遏制毒品在生产、运输、分销和消费等各个环节的非法活动。当时美国不仅通过了《管制药品法案》，还成立了DEA，旨在进一步加大对药物滥用的执法力度、增强对麻醉药品的监管，并打击非法活动。美国政府于1986年通过的《反毒品滥用法案》（Anti-Drug Abuse Act）引入了最低刑期和最高刑期的概念，以更严厉的惩罚来应对毒品犯罪行为，针对可待因这类阿片类镇痛药物的刑事处罚也变得更为严格。随后的二十年里，美国更是出台了一系列反毒品滥用法案修正案以不断完善反毒政策和法律框架。在奥巴马时期，美国政府针对日益严重的药物滥用问题推出了一项名为“国家药物滥用问题控制战略”的计划，主要着眼于预防、治疗和康复。到了特朗普时期，药物滥用问题被提升至国家紧急情况的级别，美国政府特别强调边境安全，采取了更严格的措施来阻止毒品的走私和流入，尤其是对墨西哥边境进行了愈发严密的监控。此外，政府还加大了对贩毒组织的打击力度，在立法和执法上都更为严厉，以削弱毒品市场的供应链。同时，为了减少处方药物滥用，政府也推出了一系列限制和监管措施，以确保这些药物的合理使用和正确处方。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在禁毒运动如火如荼的七十年代，美国社会针对毒品问题也出现了不一样的呼声——解除禁毒，且倡导毒品合法化。一些学者和专家，如阿诺德·S. 特里巴赫教授（Arnold S. Trebach）和艾森·A. 内德尔曼教授（Ethan A. Nadelmann），均持有毒品合法化的观点。特里巴赫认为，美国应该改变联邦政府的拨款方式，将教育和治疗放在首位，以减少与毒品相关的犯罪行为。他在《海洛因解决方案》（The Heroin Solution）和《伟大的毒品战》（The Great Drug War）等著作中表达了这一观点。197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力挺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在1972年接受《新闻周刊》采访时，将之与美国禁酒令比较，指出禁酒令破坏了法律信誉、腐蚀了警察，却没能终止酒精的消费。社会精英包括议员斯达克（Stark）、巴尔的摩市长斯莫克（Schmoke）、《国民评论》（National Review）主编巴克利（Buckley）、圣何塞市警察局长麦克纳马拉（McNamara）等等，也都表达过类似的意见（翟帆：《二十世纪美国毒品政策的演变》，第3页）。当地时间2023年3月18日，美国密苏里州，一名男子在大麻植物中穿行。密苏里州是最新一个将娱乐用大麻合法化的州。在新世纪初，美国许多州政府开始放宽毒品管制。美国各州在这个时间点选择进行毒品合法化运动，背后存在着一定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动力。当代美国的千禧一代已成为选民的中坚力量。与他们的父辈或下一代不同，这一代人目睹了美国禁毒政策的不断变化，对他们而言，数十年严苛的毒品管制和多次“毒品战争”并没有达到政府和社会所期望的良好效应，反而浪费了大量国家资源，并促使腐败现象滋生。这样的趋势在美国似乎势不可挡，但祸福难料，后续情况仍需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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