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中国——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图景

对陶寺的初步认识壹

(资料图)

1926年李济先生对山西夏县西阴村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最终在1978年由夏鼐先生决定陶寺遗址的发掘。

龙山末代，被称为中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陶寺遗址便在这个时代诞生，位于今山西省临汾市，大约存在于公元前三千纪后半，城邑采用了版筑的建筑方法，城市面积达到280万平方米，墓葬呈现”金字塔“结构，考古推测这里曾发生过革命，因为宫殿区被从事石器和骨器加工的普通手工业者所占据。

墓葬中的祭祀品发现了龙盘（早期墓地中只见于几座大型墓，且每座墓仅有一个），鼍鼓（蒙鳄鱼皮的木鼓）和特磬（单枚使用的大型石质打击乐器），一般每墓放鼍鼓两件，其旁置石磬一件，暗示了当时社会存在一定等级，而这说不定是是三代礼乐制度的雏形，因为礼的核心是等级，”明贵贱，辨等列“。

当然，陶寺的墓葬礼与三代礼还是有差别的，主要表现在：1.前铜礼器，即非青铜制作；2、礼器种类齐全，有以量取胜的倾向。陶寺的礼器群或者说高层次遗存，并不是仰韶文化或庙㡳沟二期文化的固有传统，却能在中原的东方 、西方、东南方、东北方和南方找到源头。总之，作为早期复杂化社会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支柱，礼制已初现于世。

从陶寺的器物的分布范围可以大致推测它的控制范围，不过基本上限于陶寺都邑所在的临汾盆地。它同周边文化的关系，是重吸纳而少放射，覆盖面大致未超出临汾盆地的范围。（高炜，陶寺考古队队长），文明高度发达却“不称霸”，没有形成“广域王权国家”。

但目前对于陶寺是哪国的文化众说纷纭。由此认为陶寺中晚期已进入夏纪年，陶寺遗址和目的很可能是夏人的遗存。

陶寺衰亡，根据Jared Diamond 教授的总结，生态破坏、气候变更、强邻在侧、友邦援助的减少及社会自身应对之道，以上皆有可能。陶寺的覆灭宣告金南地区数千年来自主发展的历程也结束，二里头时代崛起。

嵩山动向

以各小流域为单元的聚落群广泛分布于中原各地，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从而形成了一种“邦国林立”的局面。总体来看，龙山时代中原腹地接受的周边地区文化因素可以分为三大类，即泛东方文化系统和泛西北方文化系统、南方文化系统，嵩山的西北和东南分别受到不同文化系统的影响。从考古学看，这里可见分布众多的聚落群，大致以各自所在的地理单元为区隔，每个聚落群大致与现代一个县的规模相当。它们多为一个中心聚落所控制，内部等级分化明显，分别拥有不饿欧诺个的文化背景和传统，邦国之间存在紧张的关系。在冲突和融合中，最终促成了二里头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

河南学者魏兴涛博士从龙山时代晚期的中原地区城邑分布发现，有11处城址的兴废时间集中在公元前2100-2000前后，且空间布局大体由北向南蜿蜒。其中，位于中原东北、太行山东麓山前平原上的安阳后冈、辉县孟庄和濮阳戚城属于后冈二期文化，位于最东南的淮阳平粮台城址，属于造律台文化，除此之外的七座城址都属于王湾三期文化。魏兴涛博士因此提出龙山时代后期之初不吃为了抵御来自其他集团尤其是东夷集团的侵袭，正在崛起的华夏集团的东部一带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筑城自卫，或许正是上述古城大体同时出现的具体背景。

这里难道是想解决，为什么这11处城址都差不多时间出现，使用时间不长的原因？然后这11座城址之间有一些区别在于只有王家湾三期是有了中心区，而其他两处都没有中心区。这不太可能是三处聚落群相互冲突。有可能是他们的“夷夏交争”的原因。

西北大学钱耀鹏教授曾提出中原地区龙山时代以城址为中心的扇形聚落群结构的概念。推测这种结构需是在长期而比较激烈的对抗局面下形成的，而且需以超越聚落群的社会组织存在为前提条件。但是已有学者指出，没有发现城邑的洛阳盆地。也就是说如果把城址集中出现的中原东部看作一个大集团的前线，那么其后方的中原腹地的中心区域迄今并没有发现一个足以统一权利并必须拼死保卫的中心。目前更多的学者认为城址产生的主要原因是聚落群之间的紧张关系。赵辉教授认为这似乎是目前资料所见有关中原早期国家形成的方式。

王城岗和瓦店这两座城邑算是嵩山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城址。王城岗遗址所处的登封盆地，迄今已发现了12处与其同时期的遗址，构成一个小聚落群。因此规格较高的王城岗遗址属于一定区域内的中心聚落是没问题的。

学界从王城岗小城堡一发现就开始把它和禹都阳城或大禹之父“繇作城”挂上了钩。其理由之一是王城岗这个地名是当地群众传下来的以王字命名的古老地名。从已发掘出来的王城岗龙山文化二期的城址范围看，正和群众传说的王城岗大小一致，所以估计就是夏带阳城遗址。也有说法说王城岗城有可能作为“繇作城”，而大城才是禹都阳城。

根据发掘者模拟实验和估算的结果，要完成王城岗的建设工程。可需要动用以王城岗为中心的整个聚落群的力量来共同完成。但也只需要十几个聚落即可。因此认为这类城邑如不具有广大地域的社会动员能力，则无以为之的推论，以及由此断定他们应属夏王朝都城的思路，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

瓦店遗址所在的两个台地都有环壕连接颍河形成的封闭空间，整个遗址的总面积超过100万㎡。瓦店遗址的文化内涵也颇令人瞩目。东汉时期有说法说夏启有钧台之享。从考古学的发现来看，大禹从王城岗的阳城迁到30多公里外的瓦店已为考古发现所揭示。以上表明当时的嵩山南北尚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以规范和协调各部族之间的行为。

这也正是我们认为王朝诞生传说地并无王朝气象的缘由所在。

方正城池的由来

从城垣建设技术的角度看黄河，长江星罗棋布的城池可以分为三大群。一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以夯土板筑城垣为主。有的辅之以护城壕，二是长江流域，其特点是以宽壕为主。垣壕并重；但是以黄河河套地区为主的北方地区，为石砌城垣，一般依山而建。

二里头的建筑布局可以从早期王朝所处的黄河流域来寻找。中原地区最早的城址是始建于公元前3300~3200年的河南郑州西山遗址。时值仰韶文化的晚期阶段。其平面略成圆形，此后龙山时代的城池基本上是方形或者接近方形。

方正的布局首先和地势以及建筑工艺有关，但是方向最大限度的接近正南北，追求中规中矩的布局。显然超出了防御的使用范畴，而似乎具有了表达宇宙观和显现政治秩序的意味。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上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

这类方正城池的早期代表可以举淮阳平凉台和新密古城寨。

这类城址的忽然兴废一般被解读为当时各聚落群背后的集团之间存在冲突。而本质上在于人的贪欲。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中就对此有直接的论断，鄙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

中国社科院邵望平研究员认为，贪欲使社会分裂走向野蛮，最终面临全社会同归于尽的危险。社会发展只有动力不行，正如汽车有发动机，还要有方向盘和刹车，否则车毁人亡。而王权国家就是贪欲的制衡器。

国家出现的进步意义在于，当氏族制度驾驭不了日益强大的野蛮贪欲这一动力时，社会呼唤一个最硬的拳头，使社会得以有轴心的正常运转。走向秩序，国家应运而生。

新砦的发轫

重要性认知兴起于龙山时代末期。龙山时代的各区域文化先后没落，嵩山附近也不例外，而此处后面却诞生了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文明连续发展过程中的断裂现象”，新砦文化处于演进过程中，其与二里头文化的关系有待考证；新砦大邑形成了达100万平方米的封闭空间，分布有大型建筑，发现了包括铜容器残片在内的重要遗物，令人瞩目。

总体而言，新砦文化是处于整个东亚大陆文化发展低潮期的中原文明，接续既有文化传统和生发新的文明因素的重要纽带。

但是，对新砦类遗存的定性有诸多讨论。

首先，它的存续只有一百年左右。分布范围以嵩山为中心，集中见于今郑州地区，对外影响范围可能更加广阔些。

文化有个性，但更多是杂性，糅合了龙山因素、二里头因素以及形形色色的外来其他因素。

所以，有学者只用“新砦”表示一个期别，称为“新砦期”或者“新砦类型（亚型）”。最新的提法是“新砦现象”，总之，不太认同它是某种文化。比较统一的观点是新砦的发展受益于嵩山南北两大集团的整合及外来因素的加入，推动了文化杂交，“最早的中国”呼之欲出了。

相比于龙山城邑，新砦城邑面积扩充到100万平方米还属首次，且以不规则的壕沟连通自然河道、冲沟形成防御体系，与龙山城邑中方正的城垣规制相悖。

若要从中探测什么联系，可能从玉器可窥一二。比如，由红铜铸造而成的酒容器，是以前少有的生活容器，二陶鬶作为最具海岱地区大汶口——龙山文化的特色典型器，后来三代青铜器酒器的若干器形，都与其有着或远或近的关联；新砦期的青铜器上还有夔龙纹，与二里头遗址贵族墓出土的绿松石龙形器的面部惊人地相似。

逐鹿中原

主要理论来自于卡内罗教授的《国家起源论》中提出的限制学说。

受限制的环境，共同的特点是宜居宜农的土地被山峦、海洋或沙漠等所隔离。在那些地区，小村庄逐渐扩大，然后分化扩展。最终导致较适宜种植的土地都被利用了，争夺土地的战争因而兴起。并且渐趋激烈，由于环境的限制，战败的村民无处可逃。或者基于利弊权衡，不愿逃走，故而屈服于战胜者。或者沦为这附属纳贡者，或者整个村落被战胜者吞并。随着这种过程的反复出现，较大政治实体的整合情况出现了。强大的酋帮征服弱小的酋帮，政治实体迅速扩大。最后政治单位的复杂情况与权力集中情况都演进到一定程度，国家也就随之产生了。

此后卡内罗对于限制理论进行了两个补充。首先扩充了环境受限制的概念，资源集中的地方也相当于环境受限制的地方。其次，基于社会限制的补充学说，在一个人口密度大的地区，对于居住于中心区的人们来说，也可以产生一种相当于环境限制的效果。具体而言，属于中心区域的村庄四周被其他村庄所包围，因而难以迁徙以逃避攻击，就得加强力量来保卫自己。

至于限制理论能否用来解释中原国家的兴起，只能说目前给我们的相关思考提供重要的启发。

赵辉教授有相关提纲挈领的解读：

中原的崛起是因为它是物流情报信息网络的中心，这个地理位置方便当地人广泛吸收各地文化的成败经验，最后后来居上。相对而言，其他地方文明处于这个网络的边缘，信息来源狭隘，从而导致了他在政治上的不成熟和社会运作方向的偏斜。最终在和中原文化的对峙中落入下风。

大邑二里头

二里头遗址沿洛河故道建设有一处名为亳坂的旧址，向南伸出1km的半岛状高地。在仰韶文化晚期至龙山文化早期阶段，这里仅分布着数个小型聚落。到了距今3800年左右，这里突然在短时间内膨胀为一个超大型的区域，面积超过100万㎡。本书暂且把他们称为二里头人，他们使用的陶器有新砦甚至龙山的风格，但又融合了一些外来的因素，发展出自身的特色。

关于二里头城市的建设

首先在地势最高的半岛上，以及遗址中南部成为中心区。那里先有了井字形的主干道网及最早的一批大型建筑。两纵两横的大路把遗址中心区划分为不同的区域，分布着不同的宫殿区。宫殿区以北已经开始作为祭祀区使用，宫殿区以南制作贵族用品的作坊区开张。

二里头整个时期就可以分为一、二、三、四期也可以规定为二里头早期和晚期。二里头文化3期相对于二期来说存在着一些建筑变化。首先是宫殿区的周围增筑了宫城城墙，宫殿内的日常生活遗迹在数量上显著减少，这一现象似乎昭示了宫殿区的特殊功能。它成为一处为统治阶层所独占，以从事特殊活动的更为排外的场所。除了青铜礼器，贵族墓中也开始随葬大型玉礼器。其奢华程度较二期又上了一个台阶。

学者们通常把二里头文化四期的遗址出现衰弱现象，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幕改朝换代的夏殷革命在此发生。但是从建筑遗址迹象表明，二里头四期的时候，宫殿区还在使用，而且在新建大型建筑工程。仍集中着大量的人口，存在着贵族群体和服务于贵族的手工业。所以从考古学的层面上看，即使在此期间发生了王朝更替的历史事件，二里头四期的建筑也未因此导致城市迅速而全面的衰败。

难以断夏商

有学者以一只考古学文化只能属一族一王朝为前提，认为只有二里头文化才是夏文化。并且与二里岗文化未曾共存，前后相继。但是考古学上的二里岗文化和殷墟文化同属商王朝文明，即是反证。

其他学者有认为二里头文化不同期间是属于不同的国家。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接受了这样的观点。由郑州、偃师两座商城的早期和二里头末期存在下七垣、岳石和二里头三种文化因素，可知他们具有共时性，但是没有哪一家持有决定性的证据。

中原与中国

自二里头二期开始，二里头文化的影响开始跨过黄河，北抵沁庆河岸边，西北至晋西南的运城、临汾地区，向西突入陕西关中东部丹江上游的商州地区。南及豫鄂交界地带，往东至少分布到豫东开封地区。

与此相应，二里头文化也被划分为2至五个地方类型。对于各种遗存的分析，实际操作中主要还是以日用陶器，尤其是炊具作为最重要的指标。不过考古学文化本来就是一种人为的聚类分析，不必过于较真。

但是需要明确的是二里头人用的东西及其仿制品的空间存在状态并不完全等于二里头国家的疆域。早期国家的疆域不同于现代国家。它没有非此即彼的一条线的区隔。各聚落群间还有大量的山谷，森林，绿地，旷野相隔。准确的来说，他们是一些点的集合，间或还有非我族类的敌对势力横在中间。所以即便有疆域的称呼也是相对的，模糊的，甚至跳跃的。

但是从二里头以外各聚落遗址出土的陶礼器是与该聚落的阶层地位有密切关联的，那可以论证当时在该范围内可能已经形成了一个以政治秩序统一起来的共同体，形成了政治版图。它们的分布很可能与以王都二里头为顶点的中原王朝的政治疆域的范围大体重合。

早期国家的扩张方式最大可能是先沿水路、陆路呈线状推进。有些可能就是点状的飞地。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据点因何而设？中原王朝的政治意图除了在广大区域建立政治关系网之外，获取各地的重要自然资源应该也是其重要的目的。因此资源的空间分布，主要交通线路和次级地区中心的设置，对于我们理解早期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重要的价值。

考虑到从二里头到商代青铜器的数量增加，重量和体积增大。意味着国家对于铜锡铅矿开发和供应的控制能力在逐步加强。

中国的铜矿储藏量丰富，但分布并不均匀，其中2/3蕴藏在长江中下游，云贵高原，晋南和甘肃的部分地区。锡集中在中国的少数几个地区，储量少，主要都在长江以南。考古发现表明，至少晋南的中条山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他们的金属矿层应该是最早被二里头和商王朝开发利用的。作为人类饮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盐业资源也是在很早以前就被人所利用的。因此山西南部运城盆地的河东盐池可能在早期国家的经济中占有重要位置。

是那么中国学界近年常用的早期国家的概念能否完全诠释以二里头为开端的中原王朝崛起于东亚的意义？文字学家指出，早期王朝的地域统治并非稳定不变，那么当时的社会模式究竟如何？日本学者黄川田修博士概括出从二里头到春秋时代以王都为顶端的早期王朝社会统治结构的三个特点：首先，早期王朝绝非单一的国家，它是由无数的诸侯国构成的国家联盟，应该称为国家群；其次，各国家的聚落群都可见一定的阶层结构，即“大族邑——小族邑——属邑”；最后早期王朝并非是像战国时代那样的高度发达的中央集权社会。

许卓云教授在英文版的《西周史》中曾将西周王朝及其在黄河，淮河，长江流域分封的诸侯群，总称为周系国家群。后来中文版把每个国家都称为华夏国家。黄川田修采用了许教授的学说，并加以修正。将二里头时代至春秋时代在黄河中游及周围形成的共同体，称为华夏系统国家群。

中国社科院王震中研究员则认为，夏商周三代的王国属于国上之国。王国与邦国代表了当时国家类型的两种形态，而夏商周三代历史的特殊性之一也就在于中央王国与诸地域的邦国所存在的这种特殊关系。

如此以国上之国为核心的华夏系统国家群，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文明圈——华夏文明圈。或许“中国”世界的空间轮廓，早在公元前2000纪前叶的二里头时代就已显现出了“它”最早的雏形。

碎碎念：可能这本书对于相关专业的人来说更加有启发性吧，因为很多都是某些学者的观点，或者本书的思辨。毕竟作为没法用“二重证据法”来证伪的时代，这里很多只能呈现考古挖掘的“物”，再用现有的研究结论克制地引申。没有故事性和答案性可言。但是里面很细致地从小处入手，比如文字、器具、图案甚至建筑结构等，来一步步思考某些文化说、国家说、起源说等的精确性。虽说有些任务叫做“夏商周断代史”，但是它们真的能被断代，能被现代的某些定义进行概括还是另说。考古呈现的物，由于没有书证而愈发成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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